藤原朴田同样希望中日和平而不是战争，他插嘴说：“日俄战争之后，中国完全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，国府反对清政府容忍日本在东北，要‘铁腕救国’。”
“朴田君，你是在替谁讲道理?”佐藤松本更气愤了。
王至诚冷静地说：“中国有句话：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只讲事实，不讲道理。历史会给出评判，我只负责还原事实。”
“我们大日本最讲证据的。”佐藤松本提醒他。
“要证据是吗？”王至诚从书画包中抽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，扔给佐藤松本，冷冷道：“这是你们的《田中奏折》！”
1928年，中国爱国商人蔡智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。某天，他装扮成补册工人，拿到皇室临时通行牌，借口装订工人进宫。深夜，他潜入皇宫，在宫灯的照耀下，开始抄录“田中首相奏章”的内容。
“……惟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满蒙，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，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、南洋等异服之民族，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……”蔡智堪在昏暗中奋笔疾书，心中暗想，这些内容若被曝光，必将引发轩然大波。
经过多个夜晚的艰苦努力，他终于秘密抄录了“东方会议”的纪要文件，藏在皮箱夹底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开往大连的轮船，随后赶到沈阳，将文件交给了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秘书的王家桢。
佐藤松本怒气冲冲地撕毁了王至诚送他的《田中奏折》，碎片飞散，如同黑色的蜜蜂在大帅府门口的花草上肆意落下。
“佐藤先生，现在这个奏折油印了上百册，恐怕国共两党的某些重要人物都看到了。”王至诚的声音冷静而沉着，仿佛在用理智为佐藤的激动降温。
“怎么会呢？”佐藤松本反驳道，“我们不懂政治和军事，但在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，这些年来，日中交流健康发展。大日本接纳了多少中国的留学生；我们联合举办过几次书画展和文艺演出……”他自信洋溢，似乎试图用这些成就掩盖心中的不安。
藤原朴田站在一旁，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：“西方人有一句话：‘It is never wrong to tell the truth。’只要讲的是事实，就永远都是对的。”
“你为什么替中国人说话？”佐藤松本质问道，眼中的愤怒仿佛要将藤原朴田烧尽，“你不是日本人吗？”
藤原朴田微微一愣，语气坚定：“我的母亲是中国人，我流着中国母亲的血！是日本的‘飞地移民’政策害了东北人，也害了我们。”他的话语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击着松本的心底。
日本的扩张野心从未停歇，古琉球国自古就是中国的藩属国，但在日本几十年的移民后，如今已成为日本的冲绳县。佐藤松本对此心知肚明，双眼闪烁着复杂的情绪。
“1904年，辽宁金县出现了第一个日本移民村‘爱川村’，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，亲眼见证日本移民村落的快速增加。从几千到几万，再到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的移民，这一切都是日本一些野心家侵略者逼迫的，不能怪罪于中国人。”藤原朴田的声音越来越坚定，似乎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。
“你必须退出‘满铁’！不再是‘满铁映画班’的领导人。可怜的混血儿！”佐藤松本的声音高涨，仿佛要让周围的墙壁也为他震动，这种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。
藤原朴田冷冷一笑：“‘满铁’是执行日本国策的地方机构，你说我不配做东北帝国大学的学生、不配做‘满铁映画班’的教授吗？”他一步步逼近佐藤松本，眼神中闪烁着坚决的光芒。
藤原朴田的坚持与佐藤松本的愤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仿佛在这间大帅府里，文化的冲突与历史的悲剧交织成一幅令人窒息的画卷。
“当然，有的人只会骂人，不读书。他们这样才痛快，也就随他去吧。”藤原朴田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，仿佛对这种争论感到厌倦。
“你忘了你父亲的书道是跟谁学的？你愧对你的父亲，还有你的书道师傅怎样教你爱日本的？”佐藤松本几乎是咆哮出来，声音在空旷的大帅府中回荡。
“父亲学的是伊藤博文的书法，但他从未认同伊藤博文的军事思想。自从他和天字号发动甲午战争那天起，父亲就不想再提起这段历史。”藤原朴田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眼中流露出对父亲的复杂感情。
“反了，反了！我们牺牲了两万人从沙俄手里夺回东北，却拱手交给了中国！他们背信弃义，那也罢。”佐藤松本愤怒地冲到藤原朴田面前，目光如箭，“你，朴田，难道要背叛你的国家吗？”
“这是大帅府……”藤原朴田试图平息争端，语气缓和，却被松本的激动打断。
“有什么不敢的？”王至诚走上前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日俄战争不是在东北打了多年吗？但东北终归是中国的，大帅府依然是大帅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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